“我什么也不害怕，也不害怕丢钱，但我害怕不确定性。”乔治·索罗斯的担心是有 道理的。就在这一天，他后半生定居的美国遭遇了一次空前的灾难。当地时间9月11日，美国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

　　关于“21世纪全球资本市场和中国的作用”的演讲题目此时已失去吸引力，虽然这个全世界最著名的金融投资家不得不忙于回答记者们关于未来世界经济的展望(“不错，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他预测道，“消费者的信心将遭受严厉的打击。”)。

　　这个71岁的老人曾经在年少时从二战中的匈牙利逃亡，他了解生活在纳粹恐怖气氛中的痛苦，所以当他1949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时，将开放社会理论的缔造者卡尔·波普尔视作终身的导师。但这个在思想上明显缺乏天赋的知识分子，在投机行为大获成功之后才获得了哲学问题听众。

　　开放社会遇到了什么问题？9月14日，索罗斯前往上海。本报特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孙哲教授与索罗斯对话，探寻这位“金融哲学家”对于“9·11”事件以及现代文明社会的看法。以下为对话的内容摘要：问：恐怖主义的行动是否表明“测不准理论”除了在科学研究与金融市场中有效外，这一点对于历史进程也一样？

　　答：测不准理论有其合理的地方。人类发展的过程，不是直线的，而是一个反复选择的过程。这个反复选择基本上是一个循环。人类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进程，反过来，历史的发展又影响领导人和个人作出针对这个大的社会环境的决策。但是，这种进程决策是一个“X”型的，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所以，你不得不针对这个环境来作出决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马哈蒂尔称我为金融大鳄。其实，我只是很多投资者中的一个，世人对我有很多误解。在这一危机中，我也亏了很多钱，其实我也测不准，我也被证明出错了。所以，我现在不预测短期的股市走向，因为这太容易被迅速证明是个错误。

　　问：现代文明社会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是美国有什么问题吗？

　　答：现代文明社会的最大敌人就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个人最大的自由和社会的需求管理如果不兼容的话，就会造成现代文明社会最大的悲哀。

　　美国有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推行单边外交政策，而很多问题，不是美国一个国家能对付得了的。但美国仍然坚持这种空想的政策。别人都称我是一个空想金融家，但美国推行的政策更理想化。比如说，美国现在的NMD，在我看来，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而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这一个完全的空想状态，也给世界带来了不确定性。

　　问：这一事件对于已经接近衰退边缘的美国经济情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就在袭击没有发生之前，美国经济已经呈现衰退状态，这一事件将使衰退加快。由于恐怖事件造成重大损失，老百姓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低水平的消费水准。袭击发生之前，美联储已经制定了很多降息措施，现在必将加快降息速度。而美国所要做的是，要尽量缩短此次衰退的痛苦时间。

　　此外，政治上的因素也必须加以考虑，但政治上的因素非常难以预料。美国必须找出恐怖分子，才能采取跨国际的合作。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长期痛苦。美国政府必须要有耐心。

　　问：这一事件对美国的资本市场与进出口贸易有什么影响？

　　答：国际资本的流动是非常自由的，单一国家无法加以控制，无法采取加税、限制等措施防止资本外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世界财富分配原本也就不平衡。美国资本出现外流，是可以预料的。因此，特别需要建立国际间协调机制，对流动加以控制。

　　至于哪些国家会因此受益，很难说，因为新兴市场太多。

　　对于进出口贸易，因为美国本身处于经济停滞状态，所以贸易必然受到很大影响。美国应该调整贸易结构，比如加大对友好国家的贸易程度。

　　问：欧元是否会因此而发展成为能与美元抗衡的货币？

　　答：暂时看不出欧元能发展成为与美元抗衡的货币，虽然欧洲中央银行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特别是德国，对于美元采取了一种保护的措施，但这一措施效果有多大，能否将欧元提升到与美元的位置，我对此持怀疑态度。金价上升也可能是短期行为。

　　问：对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你有特殊的感情，在那儿投资很多。但是俄罗斯没有听从你的建议，而是走了从政治改革到经济改革的道路，最后造成社会的动荡。你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

　　答：从1987年，我就在前苏联那儿有很多业务，成立了一个基金。当时，前苏联政府对市场不重视。1988年，我向前苏联政府建议，要发展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大力发展与消费者相关的产业，比如食品和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轻工产业，这样逐渐建立一个市场机制。但是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很遗憾，市场经济无法植入计划经济。

　　进入90年代以后，俄罗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忽视市场经济转向太相信市场经济，以为市场经济是万能妙药，政府缺乏对市场必要的管理与调节。90年代初，俄罗斯公司内部债务的增长占到GDP的1／3，国家经济增长都被内耗掉了。这正是由于政府缺乏对于经济进行管理，造成国内体制相当不平衡。俄罗斯人为自由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问：你大力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开放的社会和市场。如果中国按照你的建议，把自己的金融市场和社会都开放的话，怎么能防御外来资本的入侵？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比较小，中国怎么保证像量子基金这样的投资者不把利润拿走？

　　答：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中国不仅要对外开放，还要对内开放，就是要保证市场健全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说信息的流动。这是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基本条件。当然，中国现在金融市场还不健全，虽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如果哪一天，中国内部开放机制已经调节好了，就不会害怕国际金融大鳄来把利润拿走。

　　问：作为另一次“珍珠港”事件，那么，9·11事件将产生怎样的历史意义？

　　答：历史不是直线发展的。珍珠港事件使美国海军遭受重创，但是美国用了27个月重建海军力量，最后打败了日本。从全球而言，这一事件使得我们更加重视处理非政治性的问题，比如公共卫生、环境以及恐怖主义。而要处理这些问题，不是美国一个国家可以对付得了的。只有建立一个开放性的社会，机构健全，才会消灭这些不确定因素。这个开放性的社会，必须是内部开放和外部开放。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消灭危机。

　　问：您曾经在二战生存下来。以您的经历来判断，这一事件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

　　答：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美国依然强大，而且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这一事件引发危机的可能性很大，比如恐怖危机、社会危机。美国要做的是，迅速处理这些危机。但这还不够，以后还要预防危机，进行危机管理。

　　问：您最害怕什么？

　　答：我什么也不害怕，也不害怕丢钱，但我害怕不确定性。
　　本报记者赵剑飞 许知远 特约评论员孙哲 北京、上海报道200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