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大家好,这里是《杨澜工作室》。眼看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了,在这个世纪当中谁是最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呢?有人会提出乔治索罗斯这个名字,在一些人看来,索罗斯是一位金融奇才,他几乎是白手起家创立了量子基金,现在这个基金不仅市值高达一百二十亿美元,同时在过去的二十八年中,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汇报率,被称为是金融界的奇迹。也有一些人认为索罗斯是一位具有博爱精神的慈善家,他一个口袋挣钱,一个口袋送钱,每年在世界各地都要捐出三亿美金来鼓励社会的开放和完善教育,不过索罗斯这个名字对于世界上另外一些人来说,不仅意味着是麻烦,甚至会引起怨恨。在这些人看来,索罗斯是一个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金融投机商。他利用对冲基金所能够调动的巨额资本先后狙击过英镑、泰铢、马元和港币,而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就把他谴责成为制造亚洲金融风暴的纵火犯。乔治索罗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当亚洲各国在金融风暴之后慢慢复苏的情况之下,用不用担心他卷土重来呢?带着这些问题,我在纽约采访了他。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他拿我来当代罪羔羊,把马来西亚的问题都推到我身上。
杨澜:那么香港政府呢?他们指责你攻击他们的金融市场,他们花了数百亿来捍卫联系汇率。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他们在捍卫汇率和股票市场方面做得很出色.我被认为是国际投机或投资者的代表,对我来说,开玩笑地说吧…投机是不健康的投资。所以投资和投机是很难划分,我变成了一个可见的象征,我有一张脸和一把声音,他们认得我是谁。我自己觉得金融市场是不稳定的,对国际投资作出规范和监管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保护国际金融市场,免受过分的乐观或悲观估计影响。我认为国际金融市场是不稳定和危险的。
杨澜:你认为应该监管投机活动?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对。
杨澜:索罗斯先生,你弃用平衡理论改用反射理论来解释金融市场,你怎么用它来解释已发生或将会发生的情况。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有时市场会趋向平衡,但有时它们会自己背离平衡,我觉得应该从这方面去了解市场,你一定要承认这一点。但你不能用这个理论去预测市场的走势,因为金融市场是不稳定的。市场想预测未来,但未来却是难以估计的,因为你现在对市场所作的预测其实会改变和影响将来的事,所以根本不能预测一些独立于你的预测的事。未来仅于你如何看今天,这样会产生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不稳定的因素在市场无所不在。
杨澜:你怎样用反射理论去解释你在亚洲金融风暴的角色?你在风暴发生前六个月曾经持有泰铢的空头净额,这是风暴的起因吗?还是你利用市场心理学令市场真的陷于崩溃。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那次事件是我利用反射理论却准确地预测市场走势,我们与其固定汇率是注定要失败,我们准确预测到这情况,这预测在某程度上已作出自我辩解,因为我们在一月卖出泰铢时,耗尽中央银行的储备,如果他们早些反击,情况会不至于这么严重。所以我不认为我要对风暴负责,我们作出准确的预测但没有我们,事情仍会一样。我们的预测只是加速这事的发生,另一方面,我们对印尼的预测错了,我们太快买入印尼盾,也亏损了很多钱。我们用反射理论来决定每一步,有些发展会自我强化,所以我们的决定能影响当地市场。
杨澜:回应一个管理对冲基金的争论,一个对冲基金的经历说攻击那些软弱和不稳定的,可以保留一群健康的羊,你同意吗?这是对冲基金所扮演的角色是吗?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我以前从没听过这个说法,跟羊群对抗很危险,因为羊群可以把你踩死。但羊群也应该改变方向,通常它走得太远,羊群因而受伤,当有人预测到方向会改变,他们会超越所有的人而走在前面,所以我在书里写了要走在羊群之前。
杨澜:其实不仅外人对于索罗斯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分歧,就连他本人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也有着双重标准,一方面他是一位成功的金融投机商,另一方面他又写书揭露资本主义的危机,公开赞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批判,甚至说要建立一些强有力的国际机构来控制投机性的金融活动,保持世界市场的稳定。有些人说,索罗斯这么做是给自己立牌坊,是在作秀,更多的人则是摸不着头脑。
杨澜:你的主张和行为是否互相矛盾?因为你从投资当中活力甚丰,但你却又建议管制这类投资,就好象说“阻止我赚钱”,这是什么道理?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是,我是很难让人了解的人,我一直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方面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订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
杨澜:你觉得这里根本没有道德可言。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大家弄错了,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也有道德的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建立这些规则的道德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
杨澜:你捐了好几亿元给世界各地,支持开放社会的工作。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是,但我没有花股东的钱,我捐的都是自己的钱。我想捐就捐,因为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能这样花股东的钱。
杨澜:这是不道德的…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如果我不遵守规则,如果我不是一个竞争者,你还要记得我不只赚了数十亿元,也亏蚀了数十亿元,过去几年,我们也投资失利,现在我们的业绩有改善了。所以作为参与者,无论赢输,我们都要遵守规则,作为关心社会道德的人我希望改善我们的规则,这就是开放社会的意念,我的钱就是花在这上面。
杨澜:对冲基金可以筹得很多钱,有时甚至是他们的资产的一百倍,你觉得这样对新兴市场公平吗?因为他们没有钱来和你的规则竞争。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我们其中一个基金出现问题长期资金管理,它借了太多钱,一方面它自己本身借了太多,另外银行和同业给它们太多信用,这与导致九八年的风暴的原因相同。
杨澜:在九八年。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错外如果有一个开放的资金市场,大家可以买卖外汇,那个国家便不能防止外来的狙击,那也是要加以管制的,我意思是我们需要国际中央银行作为最后的借款者,如没有联邦储备局,纽约会变成怎样?我们没有真正的联邦储备局,金融市场变得全球化,但国际中央银行的发展却跟不上,事实上因为相信有…
杨澜:无形的手的奇迹…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错误相信金融市场会趋向平衡,这是现时最多人相信的理论。将来国际货币基金的功用会消失,它在拯救陷入困境的国家的同时也要设立一些惩罚管制私营机构…
杨澜:这些借款者…他们必须分担损失。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这是新的信条,现在正面对资金供应不足的危机,这个系统不平衡,资金系统对富有的核心国家有利,对依赖核心国家的穷困国家不利,这个改变令穷者越穷,我认为必须借用新措施来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技场。鼓励大家到稳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恩要增加这些市场的吸引力,这正是现时所缺乏的。
杨澜:尽管谈判过程中几经顺逆,中美终于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的协议,中国答应逐渐开放金融市场,你觉得这有什么意义?中国将会面对怎样的挑战?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改变,这是很重要的承诺,但也很冒险。
杨澜:什么样的危险?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首先,中国的银行体制非常不稳,因为被坏帐拖累,只要中国封闭下去它仍能苟存下去,但一旦中国对外开放,它需要重整,令它变得更稳健。这方面应该没问题,因为银行的负债就是国家的负债,因为为银行由国家拥有,中国在经济上是可靠的,所以国家可以发行债权来填补坏帐,解决坏帐的问题。但这措施实行起来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因为这样银行不能重复借钱给同一间不稳定而无力偿还债务的企业,这样会令企业承受很大的压力,更可能造成失业,引发社会问题。这是英明而冒险的决定,或者选择让经济增长慢慢放缓,这个选择也不太吸引。
杨澜:亚洲的经济正在慢慢复苏,美国的经济也发展蓬勃,你在书里曾预言金融风暴会由外围蔓延至中心,你要更改你的假设吗?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对,因为风暴没有蔓延至中心,但这次的风暴很独特,它由外围开始刮起,通常的情况是中心出现问题,譬如是市场衰退或者利息激增,这些消息会加倍影响外围的市场,所以我很担心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因为我们已从风暴中开始复苏,但我恐怕金融风暴会再爆发,这个系统会怎样再站起来呢?到它真正面临考验时就会知道,当在哪里发生…若华尔街股市暴跌20%或25%,又或者利息激增20%或25%,到时我们就会知道国际金融市场会如何应付,我们还不能太掉以轻心。
杨澜:你既然相信风暴有天会再来临,你认为它会在何处何时刮起?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我相信会从中心开始。考验现时的金融系统.因为外围已经经历过一次考验,人们已经很小心投资,他们不会用大量金额去投资,像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人,不会出现过量投资令市场崩溃,它们现在的问题是流入的资金不足,因为投资者已变得谨慎。但如果中心出现问题它会令外围地区承受很大的冲击。
杨澜:你觉得导致亚洲金融风暴的主因仍在吗?为什么亚洲会吸引国际投机者?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我不觉得亚洲会有这样的危险,因为投机者也损失惨重,现在它要面对另一个问题,中心流向外围的资金不足。
杨澜:千禧年即将来临,你有什么计划?
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千禧年是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们需要进入一个新时代,过去二百年我们活在理性、启蒙和发明的年代,我们已做了二百年理性的人,我们发现社会仍然有很多问题,如果你认为理性就是答案那么你是注定错的,所以我们要进入新时代,我们把它叫做易于出错的时代,明白到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更能容忍和尊重别人的意见,我们可以更和平地相处。
杨澜:在我看来索罗斯既非天使也非恶魔,也许他有一点说得是正确的,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许多错误和灾年是由制度而不是由一两个人的力量而造成的,比如说当年狙击港币的世界投机资金高达六千亿之巨,索罗斯的基金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正像他所说的,他不来做自然有的是别人来做。二十一世纪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会不断地加快,没有人能够躲到消毒柜里去自善其身,在这个时候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健全自身的金融体系,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而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国际机构来保护世界市场的相对稳定,我想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要比对索罗斯个人的评价来得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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