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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无战事》中的币改原型:金圆末日(图)

▲1948年,通货膨胀严重,上海市民排队抢兑黄金。

▲上为第一批金圆券,用1945年印制而没有发行的关金券做钞票,票面头像是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下为金圆券末期时的钞票,头像是蒋介石,面额已经扩大了一百万倍。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宣布实施金圆券方案,以取代业已完全破产的法币。近期热播剧《北平无战事》把这一币制改革的前后波折呈现在大众眼前。

电视剧创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既有真实历史,又有艺术虚构。所谓“币制改革”的历史原貌,与电视剧人为安排的情节相去甚远,其真实一面更错综复杂。

那场币制改革的“风暴眼”不是无战事的北平,而是当时中国的中心上海。电视剧中只闻其声的“建丰同志”,也就是蒋经国,其实并不是币制改革的主导者,他的作为只是导演了一出“上海打虎”的闹剧。国民党指望着挽救崩溃的币制改革方案,不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或者“燕京大学副校长何其沧”能够制定的,其炮制者为王云五——一个不懂金融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对金圆券方案的定性,《北平无战事》遵循了历史的原貌。币制改革方案酝酿之时,就被金融专家批为“饮鸩止渴”。这项恶政像是国民政府覆灭之前最后的疯狂。金圆券发行仅仅三个月,便开始了比法币更加凶猛的贬值,剧烈的通货膨胀彻底摧垮了经济,也为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敲响了丧钟。

泄密

泄密

1948年8月18日夜晚,下关火车站前,一位阔太太模样的年轻女子匆匆进站。火车经过一夜的颠簸,在19日早上徐徐驶进了上海北火车站。

随着拥挤的人群,这个女子出了站,挥手叫了一辆祥生公司的出租车,前往位于外滩附近的九江路证券交易所。女子下了车,走进刚刚开业的证券交易大厅,看了看当天各种股票的价格,然后又乘出租车消失在南京路熙熙攘攘的人海车流中……

直到几天后,上海金融管理局大规模摸排调查,才有人回忆起这个似乎只是出于好奇,来证券交易大厅浏览一番的神秘女子。也许她就是那只扇动翅膀的蝴蝶,一场金融风暴由此触发。

在这个女子的上海之行两天后,比她晚一天抵达上海的蒋经国,在《大公报》上看到了一个令他大惊失色的消息。

消息的标题是“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报道说:“19日上午,有某隐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直至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三千万股永纱股票,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

正是在这两天之间,国民政府公布了把币制推倒重来的金圆券方案。

8月19日下午,国民党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部长王云五提出的重大币改计划。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同时发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等,并公布了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发行一种新的货币——金圆券,收回之前使用的法币。

新货币的一系列推行办法包括:由中央银行发行总额定为二十亿元的金圆券,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三百万元,每元法定含金零点二二二一七厘,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兑换的比例是二百元金圆券兑换黄金一市两,四元金圆券兑换一元,二元金圆券兑换银元“袁大头”一块。

为防止可能出现的挤兑风潮和社会动荡,币制改革的方案此前没有透露过半点儿消息。这还不算,国民政府颁布新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宣布,全国的银行、证券公司、银号、钱庄等统统停业三天,以防止市民挤兑。

为稳定当时的局面和民心,国民政府还决定暂时冻结全国,规定各省市物价统一以8月19日为改算标准,不得抬高,如有违反,按例严惩,这就是国民政府宣称的“八一九防线”。

实际上,“八一九防线”建立的当天,就已经被从内部攻破。《大公报》报道的“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清楚表明,有人提前获知了币制改革的消息,并以此在19日抛售做空,攫取巨额利润。全国各大报纸紧随其后,争相刊登有关消息。报纸上还添加一条“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

泄密事件曝光的这一天,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王云五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政府从即日起实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代替法币。他一再强调:币改早有准备,却未透露一点儿风声,直到公布,大家才知晓。这是社会的进步,政府的进步!

这位币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者,被结结实实打了脸。

外行财长

金圆券方案正式实施的时候,王云五刚刚担任了两个月的财政部长。即便没有后来金圆券风潮引发的社会危机,王云五也是个备受舆论诟病的财政部长。原因无他,王云五本非财政金融行内人。

王云五一生最大的成就在商务印书馆。他192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一步步做到总经理,凡二十余年,期间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大量人文书籍,对传播文化、开启民智有着突出贡献,王云五有“学界恩人”之称。

中国历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只是这样一位学界名流,显然并不是财政部长的适合人选。财政金融是一个极为专业的领域,需要金融知识储备丰厚的专家型领导。王云五本是一个出版社总经理,虽读书博而且勤,但最多是一“杂家”,而绝非“专家”;况且一个出版机构每年收支数目,比起一个小型银行也远远不及,他的金融知识与经验是不足的。

若说王云五对国家经济完全不懂倒是有失偏颇。早在抗战后期,蒋介石即曾多次邀请王云五参加政府工作,“以贡献其多年注重科学管理之经验于战时经济”。但王云五以商务印书馆一时无相当人选可资接替,婉言谢绝。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王云五出山从政,成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后来还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

翁文灏也是个“学而优则仕”之人,他是我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在中国地质学领域开创了为数众多的“第一”,但他学术成名后不久就脱离了自己的专业,在1932年被国民政府延揽,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从此踏入仕途。

翁文灏与王云五平素私交不错,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在获任行政院院长之后组阁时,选其执掌财政。

这个任命让国民政府内外一片喧哗。著名史学家吴相湘在评价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的内阁构成时曾这样说:“政府当局只知以学人或社会贤达当政,企图一新国人耳目,而不详究其专长而任意安置。这完全是政治上粉饰行为,无补于政治革新的实际,且适以误国。”特别是对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一职,很多人认为他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印书馆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上海的一些报纸对他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王云五则称,自己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之所以出任财政部长,“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

王云五实行币制改革的想法其实已经酝酿了一年多了。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王云五一心要废除的法币。

法币发行于1935年,成为中国唯一的法定流通货币,结束了此前十余种货币同时流通的局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抗战期间,因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发行量急剧上涨,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约396倍。然而这一膨胀速度,与日本投降后相比还有着天壤之别。

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如此政策就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1/200,这无疑是对沦陷区民众财产的一次洗劫。

实际上,中储券的购买力被严重低估,而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当时在国民党军中任职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曾记述,他随郑洞国从取道柳州,飞上海前领取了薪俸,一下飞机就发现手中的法币突然成了硬通货,在柳州理一次发的法币,够在上海高级理发店理上一年,在重庆只能购买2根油条的法币,到了上海竟可以在上好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

资金自然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流动,于是重庆的法币纷纷流往上海,沦陷区人民竞相抢购,形成供不应求之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法币以应急,大量的法币充盈市场,物价为之飞速上涨,法币信用自此开始丧失。不到8个月,南京城里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如稻米,暴涨500倍之多。

紧随其后,国民党挑起内战,更为迅猛发展的通货膨胀火上浇油。

战争消耗巨大,本就脆弱的国民经济无力承担,如何支付军费?国民政府的做法非常简单——印钞票。王云五的上一任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税收仅有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

内战打到1948年下半年,法币的发行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法币的发行量由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

法币膨胀连带物价飞涨,物价狂涨反过来又加速了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恶性循环。

当时的国人,一个普通市民之家持有的法币数量就足称“亿万富翁”,只是在空前高涨的物价面前,法币的数字没有任何意义。100法币连一粒米也买不到。市场交易时的法币已经不再以“元”计算,而是论捆、论斤、论包……甚至印刷的钞票还未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广东一家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至2000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

“穷得只剩下钱了”,那时不是一句炫富的笑话,而是苦涩的现实。法币完全丧失了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功能。

法币的极度膨胀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行政院宋子文内阁、张群内阁相继采取措施,企图刹住法币膨胀狂势。

宋子文的杀手锏是抛售黄金,回笼法币。结果黄金卖出去了,法币却还在增发,达官显贵借机炒作黄金,造成“黄金风潮案”,引发了更大的经济动荡,宋子文被迫承认“政策运用不当”,辞职下台。

张群继任,改发行公债和库券,意图回笼法币,同样徒劳,也被迫下台。当时王云五是行政院副院长。据《王云五回忆录》记载,那时候王云五就认为:“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但这一设想随着张群内阁的倒台,终成泡影。

一年之后,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终于有条件把他“年来念兹在兹的观念”付诸实施。

秘密方案

1948年7月29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避暑胜地浙江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

这一行人从南京乘专机至,再转汽车经由京杭国道,到武康县(今德清县)三桥阜。从三桥阜到山顶的公路,抗战时就已被毁,尚未修复,登山就要坐轿子。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翁文灏等人在三桥阜下车,守候在路旁的轿夫冲着身材矮瘦的翁文灏一拥而上,无一人理会王云五,据说是过于肥胖,“轿夫不愿高抬”。

这件趣事,是友人在一篇回忆王云五的文章中所写,算是朋友间的调侃取乐。其实,刚刚亲手制定了币制改革方案的王云五,才是这一行人中的核心人物。但若论到王云五在币制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应该说他也是个“抬轿子的”。真正的决策者,是正在莫干山上等着他们的蒋介石。

在抗战结束之后,法币日甚一日“不值钱”,蒋介石早就有改革币制之心,几次要求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拿出方案。但宋子文及其任内的财长俞鸿钧、张群及其任内的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等都认为,币制改革的基本前提是战事停止、经济稳定、国际贸易平衡、有金银外汇作为准备金等等,而当时的中国哪一条都不具备。

1948年行宪以后,翁文灏任行政院长,找了王云五当财政部长,这两位是很少对蒋介石说“不”的。蒋要马上改革货币的想法,第一次得到了行政院和财政部方面的认可。改任央行总裁的俞鸿钧抵挡不住蒋、翁、王的“多数”压力,也只能不再反对。蒋介石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宋子文、张群、张嘉璈、俞鸿钧“皆畏缩不决”,只有翁文灏、王云五“能毅然实施”,“可谓奋勇难得”。

蒋介石也没有把宝押在王云五一个人身上,他同时让俞鸿钧拿出一套中央银行版的币改方案。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币制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倒是有几分中央银行方案的影子。

据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长、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李立侠回忆,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四人研究小组,成员包括他和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汉口金融管理局长林崇镛。这四个人的身份与《北平无战事》中的方步亭、何其沧颇为相像。

不过,四人研究小组给出了一致的否定:币改不可为。他们认为,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他们拿出的方案,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发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用此办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四人小组拟定了具体方案。而后,俞携此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

几天后,俞鸿钧返回上海,颇有些消沉地告知四人研究小组,蒋介石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前的局面,“看来蒋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四人询问财政部方案内容,俞鸿钧说自己也未曾得见,“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币改”。

其实,蒋介石否决中央银行方案的同时,就要求俞鸿钧参与研究王云五主持的币改方案,他不可能不清楚这一方案的底细。只是币改方案一旦在实施前有丝毫外泄,必然引发金融动荡,他只能严守口风。

王云五制定方案时的保密工作确实做得很好。他的做法是亲力亲为,一人包办。

单凭王云五一个人,肯定是无法完成币制改革方案的。他首先要求财政部主管人员检呈有关币改的旧案和意见,并且充分利用“前此不甚重视、而实际上拥有不少对于币制有研究的人员和资料之财政研究委员会”。为了保守秘密,王云五的做法是“尽量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一点不透露我的意见。”有些征求意见的题目与币改方案避无可避,王云五也将其归结到“研究”层面,没有人知道王云五正在亲手制定将把国家金融推倒重来的币改方案。

7月7日,上任才一个多月的王云五就草拟完成了《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并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呈上蒋介石。蒋介石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组成“六人小组”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

“六人小组”中的徐柏园是财政部次长,直到这时才知道财政部呈交了币改方案,而它的拟定者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王云五。

29日,“六人小组”带着币改方案从南京赶赴莫干山,与正在这里“疗养”的蒋介石会面。

蒋介石首肯了币改方案:“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嘱咐“六人小组”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小蒋“打虎”

所谓“决定”,也就是20天后,金圆券方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获得通过,不过是履行一道必不可少的手续。蒋介石决心已下,发行金圆券已经箭在弦上。

这20天之中,蒋介石并非没有顾虑。

29日,蒋介石离开莫干山,没有直接回南京,而是取道上海,特意拜访了前中央银行总裁、民国著名金融家张嘉璈,就币改方案征询他的意见。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前两天,蒋介石又在南京两次召见张嘉璈,并把《币制改革计划书》交其审阅。

据《张公权年谱》(张嘉璈字公权)记载,张嘉璈对发行新币持否定看法。他告诫蒋介石,“根本问题在财政赤字太巨。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降低,则新币贬值,将无法抑制。”看过《币制改革计划书》后,张嘉璈更断言,“物价绝对无法管制……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请蒋“慎重考虑”。

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地召见张嘉璈,可以看出他对金圆券的前途也有忧虑。但张嘉璈的示警最终没有效果。也许蒋介石“慎重考虑”的结果是两害相权,在法币已经无力回天的条件下,明知金圆券是杯毒酒,也只能喝下去拼死一试了。

8月19日,《币制改革计划书》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并通过广播播发。

王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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