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与泰国金融危机》

                                              --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节　上层路线

    索罗斯最与众不同的，也就是能最好的解释他的投资潜能的特征，可能是他能够成为一
个非常排外的俱乐部的一员，这个俱乐部云集了许多国际金融界的领袖。

    一般人不能向这个俱乐部提出入会申请。大多数会员都是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领导
人：前任首相，财政部长，中央银行的头目等等。粗略估计，会员总数不超过二千人，且分
散在世界各地。

    因为索罗斯不是被选举出来的领导，所以，他不可能拥有和其他人一样的地位。但是，
随着像索罗斯这样的投资者在市场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力量改变着政治家们的看法，索
罗斯的地位越

    来越得以提高。他们也想认识他，想听听他对世界经济的看法。最重要的，他们想知道
他要达到的目标。当然，索罗斯同样对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将要做出什么决定也非常
感兴趣。

    极少有像索罗斯这样的投资者，能通过这种方式进入这个俱乐部。其他人只能从报刊杂
志上读到有关这些领导人的报道，而索罗斯却可以直接和他们接触。他可能和一位财政部长
共进早餐，又和一位中央银行的头目共进午餐，或者给某位前任首相打电话请安。

    例如，80年代初的一天，索罗斯出现在英国银行”，他被过来谈谈他通过紧缩银根重
振金融市场的观点。1980年，他曾买了价值十亿美元的英国公债，这次投资赢利颇丰。因
此，他引起了银行的兴趣。

    使索罗斯成为全球金融网络领袖的，不仅仅在于他金融方面的机敏。从80年代中期，
他开始热心于在东欧，尔后在前苏联建立基金会作为推动开放社会的一种手段，他就更有理
由与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密切交往，特别是在欧洲。

    邀请一个内阁部长参加他的基金会，或者，为在参加基金董事会议之前，顺便拜访某位
政治领导，对于索罗斯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了。1993年11月，作家米歇尔·列韦斯对他的
基金会进行了为期2周的访问。索罗斯夸耀说，他早上会晤了摩尔多瓦总统，晚上又见了保
加利亚总统。“你瞧，一个总统陪我吃早餐，另一个总统陪我吃晚饭”。

    很显然，和其他投资者相比，这种情形给索罗斯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当然。和政府官员
共进早餐并不会使索罗斯精确地知道，某个国家会在哪一天使货币贬值或提高利润。金融领
导者不会为了煎蛋和面包而作如此的交易，即使是对乔治·索罗斯，或者更精确他说，特别
是对乔治·索罗斯这样的人。

    但是，和这些领导人的亲近使索罗斯对其他人不可能或不能把握的事件了如指掌。对于
某次会议有用的信息，他或许要等几个月以后才能付诸实施，这些信息或许就是某位财政部
长在吃午餐时漫不经心进说出来的。这种好处就在于：当其他人从报纸看到这些消息时，他
因为与财政部长的接触，已经将这些信息从头脑中取出并付诸实施。

    正如伦敦沃宝证券公司国际经济部主管乔治·马鲁斯所说：“索罗斯对世界事件和世界
过程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他的欧洲背景使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杰出。使他对世界的组合有一种
不同一般的透视力，特别是对于德国的统一，和欧洲的其他各种观点……他具有德国人称之
为“洞察世界”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不能以一个或另一个国家国内观点综合而形成的。他所
做的是总体设计，他把这些称之为机会。

    “索罗所的一个重大秘密在于他同世界领导人的交往接触。”

    这种世界观念使索罗斯极具自信。

    “他不是一个对过去的成就自鸣得意的人。”索罗斯80年代的助手詹姆士·马龟兹
说：“而是喜欢说‘喂，伙计，事情应该是按这种方式发生的。”

    “你可能会听到，他使用‘很显然’，或‘它肯定会这样发生’，或‘导致这种结果的
原因很简单很直接了当’等等诸如此类的短语。别人只见树木，而他能看见森林。

    其他投资者所缺乏的，不仅仅是成为这种云集世界领导人而具有排他性的俱乐部会员的
这样一张王牌。即使让他们成为其中一员，其他投资者恐怕也不会像索罗斯一样，花费大量
时间和世界领导人在一起。

    其他投资者更习惯于这种交际场上狂乱的步伐。大多数人把它当作消遣娱乐，同这些世
界领导人周旋。有些人甚至把它看成是浪费时间。但是，索罗斯懂得这种在交际场上周旋的
必要性，他看到了办公室之外活动的价值；不仅仅要接触这些重要决策的制定者，而且还需
要时间去思考。索罗斯很懂得去操作，正如他所说的：“要想获得成功，你手头要有充足的
自由时间。

    “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要有充足的自由时间。”

    索罗斯的朋友柏荣·文认为这种“从容不迫’，的方法对生活对金融领域都很重要。

    文说“他感觉到他不应该依赖于其他人。一些人整天在对经纪人下指示。他认为时间不
应以这种方式去花费，而是要和那些真正对你有帮助的人交谈，然后去思考、去阅读、去作
出反应。他寻找那些具有哲学敏感性的人，而对那些仅仅赚了许多钱却没有思想的人不屑一
顾。他认为他没有必要在办公室里做这些事情。

    “有一次，他对我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柏荣，你的问题就在于：你每天都去上
班，并且你认为，既然我来上班了，就应该做点事情。我并不是每天去上班。我只有感觉到
必要的时候才去上班……并且这一天我真的要做一些事情。而你去上班并且每天都做一些事
情，这样你就意识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