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最好的证明 
　
　　(1917年) 
　
　　如果1917年的股票市场没有出现熊市，本书的内容或许根本就不会被我们所讨论。如果真是这样，我将会认为从股市运动所反映的所有知识和智慧中得出的论断只不过是经验之谈，或者是以不充分假设为基础的。我将认为市场不知为什么看不到美国之外的情况，它无法对国际事务采取一种正常的自我保护的态度，它的发现不会比街边杂货店中萝卜价格的变化更有价值，因为我们分析的锁链是极其脆弱的。然而，从1916年10—11月到第二年12月出现了一次基本的熊市，我们可以称之为晴雨表最好的证明。 

　
　　战争前景的不确定性 
　
　　有些轻率的批评者无法理解本书一直讨论的基本问题——股市中三种运动的含义及其与未来事件的关系。他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在当时和第二年的商业图表表现出很繁荣势头的情况下，股票市场仍然在1917年出现了熊市；而巴布森图表中的商业繁荣区域却从1915年下半年到1920年末没有一次低于经过修正的增长线呢?又是什么构成了美国商业在战争之初的剩余呢?它没有为战争提供给养吗?我们难道没有为战争提供食品和武器并相应地取得借据吗?我们难道没有取得数十亿美元的流通借据(虽然其中有一些可能永远无法支付)吗? 

　
　　记住这些是很重要，但是股票市场并末失去理智，也并不认为战争利润是以牺牲我们过去和未来的外国客户的利益为代价取得的，熊市的形成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在这一年里，战争的结局一直都扑朔迷离，市场并不能排除德国人获得最后胜利的可能性，晴雨表直到1917年末才开始预见到盟国的胜利。同年12月开始的牛市提前11个月看到了停战协议，提前6个月看到了德国人最后一次疯狂反扑的失败。然而无论我们多么大胆地认为胜利是最终结果，人们在1917年的想法却深刻得多。当时形成的熊市是一种保险手段，虽然那些无法分辨出“繁荣”类型的人对此无法理解，它却一种最正常的股币运动，比我们以前任何分析都更能深入地表明市场的眼界。 

　
　　万一德国人胜利了 
　
　　许多读者肯定曾经想过，如果德国人及其盟友取得了胜利，这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肯定还有更多的人认为这种可能性过于可怕而不去想它。我们都可以感觉到，现在的情况已经很糟了，但是当法国被击溃，比利时受凌辱、意大利出现独裁统治、英国商船队被摧毁、破产频繁、无法养活自己的时候，情况又如何呢?如果德国人向世界索要的上千亿美元的赔偿能够实现，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会喜欢上这个加勒比海的邻居吗?许多国家分裂了，或许应该说许多国家获得了新生(当然有些是虚伪的)，由此产生了很多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不列颠王国陷入无法恢复元气的地步，整个世界又如何呢? 

　
　　上述情况或许会让最坚定的心灵感到气馁，然而股票市场在1917年却没有退缩，向自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希姆斯上将曾告诉过我们情况有多危急，盟国当时也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们的帮助直到那一年年末才付诸行动，而在春天又使我们几乎毫无准备地卷入了战争。股票市场并不知道(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尽快加入战争是否明智。毫无疑问，我们或许能拯救自己的同胞，但是股票市场必须为失败的后果进行投保。前文曾 
经说过，在信息最完备的部门列人图表和分析之中的因素之外，股票市场还要考虑许多其他因素。诚实的编撰者绝不会同意，股市运动的警告的作用仅限于反映美国自己即将出现的商业状况。 

　
　　英国的国债 
　
　　我们将在另一章中讨论自1908一1909年牛市结束到战争繁荣开始之前那段平静的商业萎缩时期，它将是很有启发性的，因为战争开始前的熊市与这场令所有的计算都白费心机的战争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战争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直到现在还无法在历史上找到先例，只发现以1815年滑铁卢战役为终点、长达l／4个世纪的那次战争有些类似。如果我们认为时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强度相对等，并把冲突的相对规模和人口及国民财富联系起来，或许可以比某些观察家找到两者之间更多的相似之处。就我所知，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从未被提起过，即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巨大的国债。英国的债务当时(1815一16年)达到了预计国民财富的31．5％，在维多利亚女王的长期统治时期，国债逐渐得到偿还，到布尔战争(1899—1902年，英国与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布尔人之间的战争一编注)爆发之前，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略高于4％的水平。 

　
　　大致算来，布尔战争使英国损失了10亿美元，国债占国民财富的比例又超过了6％。在1902一1914年间，尽管生活成本和税收稳定增长，英国的国债仍然再次下降，只是没能达到1899年的最低水平。英国目前的国债大约占到国民财富的33％，比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还要高出1．5％(这场战争从1793年持续到1815年，中间有3年休战期)。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但是还远没有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也是为什么在冲突使所有货币都贬值的情况下，英镑的汇率仍然高于美元的基本原因。 

　
　　我们自己的一项负债 
　
　　1917年的股市问自己，如果德国人胜利了，英镑和其他一切事物将会怎样呢?如果德国人在1918年春天发动的反扑成功了，如果德国人的印刷厂正在加班加点赶印马克，那么今天在盟国流通的货币又会是什么呢?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满意地发现，股市晴雨表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的预见性。当我们自欺欺人地对帐面利润、过度膨胀的工资和价格感到满意时，还有什么能比这次有益的熊市更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眼界呢?1916年的《亚当姆森法案》使工会有能力抬高工资，却不必以相应的生产力提高为代价。国会在总统大选即将到来之际极力地拉选票，它向美国消费者和纳税人抛出的诱饵是仁慈地承诺缩短劳动时间并使铁路乘客获得更大的安全保护。当然，《亚当姆森法案》并不意味着更短的劳动时间，而是劳动时间提前和超额劳动。铁路劳动的时间实际上被延长了，因为它严格地根据人们的利益需要而上升到16个小时，达到了法定的每天工作时间的上限。我们现在都知道它对其他各个工业部门工人的影响是多么不道德。当1917年初的参战使我们四顾不暇的时候，这种先例使得任何工资要求都会太荒唐。国会可耻的让步几乎让我国每一个制造商和消费者都遇到了由此带来的可怕后果。 

　
　　劳动掺水意味着什么 
　
　　在《晴雨表中的水份》一章中，我曾经提到劳动掺水的破坏力是资本掺水无法比拟的。如果没有这种稀释作用，我们的国债将会减少数十亿美元，它们根本就不会出现。皮埃兹先生是紧急舰队公司在战时的总经理，他认为个人产出的减少和工资的提高使劳动的效率惊人地下降，而后一种因素产生的原因正是由于它本身促使商品价格不断提高。他写道： 

　
　　“劳动在战争时期有意地松懈下来。大西 
　　洋海岸的船场工人们2美元的工作时间在一年 
　　前(1916年)只需l美元，而个人产出却只 
　　有一年前的2／3。” 
　
　　盖·莫里森·沃尔克在《凯撒的事业》中引用皮埃兹的话说，我们在参战后的单位成本的产出只有开始争纷时的l／3。我国的国债大约有240亿美元，扣除盟国向我国的借款110亿美元还剩下13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有一半)是由劳动掺水造成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我国对盟国的支持不仅包括现金，还有战争必需品，劳动是其中成本最高的一项，因此这部分国债中也含有水分。这种水分不仅指货币工资，更多地是指懒惰的，消极的、糟糕的工作。如果我们把无情的股市所挤出的公司资本中的水分收集起来，它也根本无法与无耻的劳动掺水相提并论，而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却必须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为这些水分支付利息。 

　
　　为糟糕的工作付款 
　
　　不难发现，资本中的“水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名无实的。与劳动掺水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相比，它对任何人造成的实际损失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我们今后必须为战时的繁荣付出代价，但是当我们从中扣除掉这些虚伪的价格之后，统计图表记录的那五年中的商业和工业活动竟然如此令人失望。每个人的假钞都可以换成真正的美元，糟糕的或消极的工作所浪费的每一小时都必须被视为出色的工作而得到支付。 

　
　　 次级膨胀及以后的岁月 
　
　　如果说我不得不认为即将出现牛市和一次可能的次级膨胀(很可能要比战时的繁荣小得多但是趋势已经很明显了)，我更愿意把它和英国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情况进行对比。1821年，英格兰银行重新采用了金本位制度，黄金溢价也随之消失。自欺欺人的下议院在1919年承认，著名的布里安报告是正确的，而不兑换纸币的法令是错误的。从此以后，战时的萧条局面逐渐得到了控制，而此前的这个国家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申请贫民救济。难道我们敢说我国不会或早或晚地以这种方式解除自己相对较轻的负担吗?现在距停战协议的签署还不到4年，产生于那段时期的牛市不知能否把我们带入到欧洲在1821年所遇到的那种情况。我们的形势并没有英国当时那么严峻，但是我们的外国顾客们却有几乎无法计算的债务需要偿还。这不是江湖郎中所能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只有在把他们的偏方扔出窗外之后才能找到答案，因为我们的病人已经被麻痹到危险的程度了。 

　
　　 晴雨表的能力毋庸置疑 
　
　　然而今天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股市晴雨表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它能提前记录萧条和繁荣时期，为我们提供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并对危险发出警告。平均指数现在认为，基本的商业状况在1922年夏天将变得更活跃、更乐观。晴雨表不会装模作样地预测这种繁荣的持续时间，虽然在我们的仔细观察下，它能比较清楚地显示出繁荣与萧条的特征。1907年的股市预测到的1908一1909年的商业萧条时间不长但程度很深；1909年下半年和1910年的商业繁荣时间更长却又影响不大；而此前股票市场中的牛市也比熊市发展得更缓慢，时间更长、范围却更窄。这一点在随后出现的商业和股市的小幅波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其特点是后者的运动总是出现在前者的运动之前。只有在战争时期股市的运动才和商业的发展具有同样的活力。 

　
　　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我们的25年图表显示，股市的交易量在战前商业小幅波动的时候也是逐渐萎缩的。总体来说，平均月交易量还不及麦金利重新上台的l900年以前的水平。1911年、1912年、1913年和1914年的交易量都低于1897年、1898年、1899年和1900年的水平，其中1899年的平均交易量最能说明问题。 

　
　　 预见战争 
　
　　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其方法还不够明确以至于实际应用性大打折扣；但是股票市场的确能够以某种方式预见到它所预测的事物的特征甚至规模。它预测到了战争，从而达到了人类知识的极限。有人认为战争总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战争之前的熊市绝不是偶然的，也不只是一种巧合。我们可能还记得1912年下半年产生的熊市，与过去的大多数熊市尤其是我们专门讨论过的熊市相比它的程度要轻得多。1914年出现了一次并不严重的商业萧条，部分地印证了此前的熊市。然而德国对其他国家的态度使一些人意识到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他们变现股票的行为无疑也给这次萧条带来了影响。这或许要归罪于基尔运河的开通，它悲剧性地通过德国境内把波罗的海和北海连在了一起。 

　
　　可以公正地认为，这次熊市不仅预测到商业的萧条，还考虑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前面曾经提到过1914年形成的一条抛售线(那时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并且指出正是来自国外的变现压力使原本正常的囤积线变成了抛售线，其间经历了几乎长达三月的均衡时期。有人对股市基本运动并不总是立即根据各种现有的商业图表进行调整感到不满，然而我要对他们说，错误的不是晴雨表。它是通用的，能够注意到国际的因素，而商业图表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如果商业图表不恰当地印证了我们的推断，只能说明它们更加糟糕。我们发现，晴雨表经受的考验越严峻，就越能成功地证明自己的有用性。它在战争到来之前及战争时期的预见价值是很难被高估的。如果战争爆发时拾好赶上牛市的顶点，情况又会怎么样呢?